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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婚內拆遷所得房屋是否可以通過約定歸一方所有

發布日期:2022-03-14    作者:靳雙權律師

原告訴稱
A公司向本院提出訴訟請求:1.請求判令撤銷劉某文、周某玲于2015年12月11日簽署的離婚協議書中第二項關于北京市懷柔區一號房屋分割的約定,并確認北京市懷柔區一號房屋為劉某文單獨所有;2.判令二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和保全費。
事實與理由民事判決書(生效判決)已認定劉某文對A公司負有債務。A公司向北京市懷柔區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后,因劉某文名下無可供執行財產,已裁定終結本次執行程序?,F,A公司從他人處獲悉,劉某文與其周某玲通過協議離婚的方式將自身名下財產轉移給周某玲。A公司認為,劉某文通過協議離婚的方式無償轉讓財產侵害了A公司的合法權益,依法應當撤銷。A公司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訴至法院。

被告辯稱
劉某文辯稱,A公司的起訴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應依法駁回。第一,劉某文與周某玲之間2014年6月30日的離婚協議已處分共同財產,2015年12月11日的離婚協議未處分劉某文的財產,原告起訴應針對2014年6月30日的離婚協議,但已超過撤銷權行使的時效期間,因此應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二被告之間離婚“財產分割”完成于2014年6月30日,雙方已將共同財產處分為“懷柔區房屋1套全部歸劉某所有,婚后財產全部歸周某玲及劉某所有”,該約定因為當時一號房屋尚未進行產權登記,因此暫時無法履行,但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原因是被拆遷房屋為小產權房,安置補償權益總額人民幣110萬元,周某玲已將80萬元應屬于劉某文的全部共同財產的一半以現金形式支付給了劉某文,其后標的房屋已經完全歸周某玲所有了,房屋安置差價及稅費共47萬元是周某玲一人借款支付的,劉某文未參與也未出資。因為周某玲疼愛兒子,有意將房屋贈與劉某,因此才有了離婚協議的約定。
劉某文將80萬元現金償還原告的欠款,以后與標的房屋沒有任何關系,2015年辦理房屋所有權登記時,因劉某未滿18周歲,因此雙方在2015年12月4日至2015年12月11日,通過復婚再離婚,將涉案房屋的產權人變更為周某玲。綜上所述,2014年6月30日離婚協議,二被告已處分了標的房屋,且是合法分割,劉某文取得補償后,標的房屋在內的婚后財產全部歸周某玲及劉某所有。2015年12月4日至2015年12月11日期間,標的房屋產權未發生變化,2015年12月11日離婚協議未處分劉某文的財產,僅為依據2014年6月30日的離婚協議,為辦理房屋登記需要所簽。因此,原告起訴應針對2014年6月30日的離婚協議,但已超過撤銷權行使的時效期間,因此應駁回原告的起訴。
第二,二被告離婚財產分割不存在惡意串通和逃避債務的目的,不具備撤銷權行使的法定理由。二被告離婚原因是劉某文自2009年賭博,對此,周某玲并不知情,直到原告將劉某文欠債的事情告知周某玲。因此,劉某文2009年以后的債務均為其個人債務,未用于共同生活,也未告知周某玲,更因為欠債用處為非法或不義,因此與周某玲無關。得知巨額賭債后,維持婚姻表象的最后一根稻草被壓倒,周某玲堅決要求離婚。在還債高壓的迫使下,劉某文的父親主持雙方分割共同財產,依據安置房屋的作價及婚內共同財產總額,由周某玲將一半價值現金補償給劉某文,房屋及后續費用均歸周某玲所有和承擔。因此,二被告離婚財產分割不存在惡意串通和逃避債務的目的,是合法分割,劉某文取得了一半財產,即使雙方沒有離婚,另一半及孩子的權益也應得到法律的保護。所以,原告請求撤銷離婚財產分割約定,不具有事實和法律基礎。
第三,原告所主張的債權數額與事實不符。劉某文在2015年1月30日后,有憑證記載的已償還原告21.6萬元,還有部分還款給高國春、王久紅個人的沒有憑證,原告主張的債權總額應依法調整。綜上所述,劉某文欠原告的款項,為劉某文的個人債務,劉某文與周某玲離婚財產分割為合法分割共同財產,劉某文獲得了合理的現金補償,因已償還原告,因此現在無可供執行財產。周某玲和劉某作為劉某文過錯行為的受害方,其合法權益應受到法律保護。原告起訴已超過時效,其訴訟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應依法駁回原告起訴。
周某玲辯稱,不同意原告訴訟請求。第一,劉某文與周某玲簽署離婚協議中財產分割的約定是合理的,不存在無償轉讓,惡意轉移財產等情形。首先,劉某文與原告的借款是劉某文的個人債務,原告對此知曉并且認可,與周某玲無關。其次,劉某文放棄涉案房屋,是因為周某玲已經支付了房款的對價。上述房屋是劉某文、周某玲原有房屋拆遷安置所得。2013年周某玲得知劉某文有第三者,導致離婚,離婚時該房屋市面價值160萬元左右,周某玲向劉某文支付了80萬元房款,獲得了涉案房屋的全部產權。雙方約定該房屋歸周某玲所有,且該房屋的尾款40余萬元由周某玲自己支付。等于周某玲光現金掏了120萬元。2013年協議離婚時,周某玲已經支付對價,取得了涉案房子所有權。因為當時開發商還辦不了房產證,所以,直至房屋交付后房產證沒辦的時候,雙方辦理了離婚。2014年6月30日周某玲、劉某文離婚時離婚協議約定該房屋歸劉某所有,這是周某玲對劉某的個人贈與,與劉某文無關。第二,2014年6月30日的離婚協議,已經超過5年,撤銷權消滅。
第三,2014年的離婚協議具有人身屬性,其中家庭財產的分割約定是離婚家庭成員根據生活情況綜合協商確定,并非單純的財產分割關系,不能單獨被撤銷。第四,原告對2015年離婚協議的撤銷不成立。2015年開發商通知周某玲辦理房產證,因為涉案房屋的商品房買賣合同是劉某文簽訂的,需要將不動產原證書簽在劉某文名下,然后過戶給周某玲。周某玲為了節省產權變更的各項費用,于2015年12月4日與劉某文辦理了結婚登記,2015年12月11日辦理了變更房產登記在周某玲名下,同時又于當日辦理了離婚手續。雙方第二段婚姻存續只有4天,該期間并無共同財產產生,第二次婚姻存續期間辦理的2015年離婚協議,不存在對新的共同財產分割,僅是對2014年離婚協議的再次確認,該次離婚協議沒有損害原告的權益,也不存在無償惡意轉移財產的行為。原告撤銷權不成立。
劉某述稱,認可2014年6月30日的離婚協議中關于案涉房屋的分割,也接受周某玲對該房屋的贈與。

法院查明
原告A公司與被告劉某文民間借貸糾紛一案,認定事實如下:2009年12月1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間,劉某文通過轉賬支票及現金等方式從A公司處借款共計377萬元。2013年9月18日,劉某文出具借款確認書載明,2009年12月1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間共從A公司處借款377萬元,已經歸還借款52萬元,還欠本金325萬元、利息88萬元未還。2013年9月19日劉某文出具還款計劃書一份,載明,于2013年9月19日歸還80萬元整,2013年9月25日歸還70萬元整,2013年10月15日歸還263萬元整。后劉某文歸還部分借款。2015年1月30日,劉某文出具承諾書載明,劉某文欠A公司本金242萬元,4年利息88萬元合計330萬元,并作出還款計劃,承諾于2015年3月31日歸還100萬元整,2015年4月30日歸還50萬元整,2015年5月30日歸還180萬元整。同時劉某文還承諾,如按此還款計劃到期未能歸還,愿意支付銀行同期利息,從2013年9月19日開始計算。我院于2017年5月9日就該案作出民事判決,判決劉某文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償還A公司借款242萬元及借款利息;。
該判決書生效后,劉某文未履行上述給付義務,A公司向我院申請強制執行。因劉某文無可供執行的財產,申請執行人A公司亦無法提供被執行人劉某文的財產或財產線索,劉某文暫無履行能力,對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全部未履行,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裁定終結本次執行程序。
劉某文與周某玲于1996年9月18日登記結婚,于2014年6月30日簽訂《離婚協議書》(以下簡稱2014年《離婚協議書》),并于當日辦理了離婚登記。2014年《離婚協議書》對財產分割約定:位于北京市懷柔區一號房屋1套全部歸劉某所有,婚后財產全部歸周某玲及劉某所有;婚后一切債務全部由劉某文承擔,周某玲與劉某不承擔任何債務和責任,劉某文所發生一切債務及問題與周某玲和劉某無任何關系。
2015年12月4日,劉某文與周某玲登記復婚。后于2015年12月11日簽訂《離婚協議書》(以下簡稱2015年《離婚協議書》),并于當日辦理了離婚登記。2015年《離婚協議書》約定:位于北京市懷柔區一號房屋1套全部歸周某玲和劉某共同所有,婚后財產全部歸周某玲及劉某共同所有;婚后一切債務全部由劉某文承擔,周某玲與劉某不承擔任何債務和責任,劉某文所發生一切債務及問題與周某玲和劉某無任何關系。
2013年11月20日,劉某文與C公司簽訂《北京市商品房買賣合同》購買一號房屋,2015年12月4日,劉某文取得該房屋的不動產權證書。登記權利人為劉某文單獨所有,坐落于懷柔區一號。2015年12月11日,該房屋過戶至周某玲名下,登記原因為夫妻間不動產轉移登記。
周某玲稱其在2013年9月與劉某文協商離婚時,約定涉案房屋歸周某玲所有,周某玲給付劉某文房屋補償款80萬元,房屋尾款由周某玲交納;當時因房屋未交付,離婚手續拖至2014年6月30日才辦理。周某玲主張其付給劉某文的80萬元房屋補償款是周某玲向他人所借,為證明借款情況,周某玲提舉了證人證言,證明為了向劉某文支付80萬元補償款,周某玲在2013年9月20日向親屬借款,后將80萬元給了劉某文。
2013年9月20日,劉某文拿到上述80萬元后,于當日將80萬元向A公司償還了借款。A公司認為周某玲主張的所借的80萬元不是為了分割婚內房屋,而是為了給劉某文履行2013年9月19日出具的還款計劃中的9月19日的80萬元;周某玲與劉某文離婚時知道劉某文欠A公司的涉案借款。
劉某文稱其欠A公司的涉案借款是其本人吃喝玩樂用了,在此之前其一直都不回家,有離婚的想法,但因為孩子小,沒有說出口;2013年9月19日其與A公司協商借款事宜時,周某玲也在場。
周某玲還提舉了《補償安置協議》《購房意向書》《北京市商品房買賣合同》、發票、收據、交易對手信息、證明涉案房屋是劉某文與周某玲婚姻存續期間共同財產搬遷置換而來,需要交納房屋置換的差價430730元及、地下室23800元及其他費用,均由周某玲交納;因被拆遷房所有權人是劉某文,相關的協議和不動產權證書都只能以劉某文名義辦理,登記在劉某文名下。
周某玲還提舉了等證人證言,證明由周某玲向證人借款52萬元用于償還購房借款,還有部分欠款至今未還清。
周某玲與劉某文均表示,涉案房屋于2013年11月20日交房,交房后周某玲和劉某一直居??;周某玲付給劉某文80萬元后,涉案房屋就屬于周某玲所有,與劉某文無關。
訴訟中,A公司明確表示要求撤銷的是2015年《離婚協議書》中關于北京市懷柔區一號房屋的分割約定,并確認該房屋為劉某文單獨所有。
2020年11月18日,A公司提起本案訴訟。在本案中申請法院調取離婚協議后才知道二人離婚協議的內容。

裁判結果
一、撤銷劉某文與周某玲于2015年12月11日簽訂的《離婚協議書》中關于“位于北京市懷柔區一號房屋1套全部歸周某玲和劉某共同所有”的約定;
二、駁回A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房產律師點評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
周某玲與劉某文在簽署2015年《離婚協議書》前,并未依據2014年《離婚協議書》的約定將涉案房屋過戶至劉某名下,故對劉某的房屋贈與并未完成。而2015年《離婚協議書》的約定對該房屋的處理作出了不同于2014年《離婚協議書》的約定,是周某玲與劉某文作為贈與人共同決定撤銷原贈與約定,重新約定由周某玲與劉某共同所有。故,周某玲、劉某文對于涉案房屋的分割應按2015年《離婚協議書》的約定處理。
夫妻雙方可以協議方式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分,但在一方對外負有債務情形下,負債一方自愿放棄分割全部、部分夫妻共同財產,對債權人造成損害的,債權人可行使撤銷權。
本案爭議焦點是A公司提出的,撤銷周某玲與劉某文簽署的2015年《離婚協議書》中對涉案房屋歸周某玲、劉某所有的約定的請求能否獲得支持。
一、A公司對劉某文存在有效債權
民事判決書,判決劉某文償還A公司借款242萬元及借款利息,該債務產生于2009年至2013年。故,A公司對劉某文存在有效債權,A公司屬于債權人,劉某文屬于該條規定的債務人。
二、涉案房屋分割是否損害了A公司對劉某文的債權
依據查明的事實,A公司對劉某文的債權產生于2009年至2013年,劉某文未按照約定償還債務。判決生效后,A公司申請強制執行,因劉某文無可供執行的財產,法院裁定終結本次執行程序。2015年《離婚協議書》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分割是否合理,是是否損害A公司對劉某文的債權的關鍵。
關于周某玲、劉某文主張,周某玲向劉某文支付80萬元房屋對價款即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權一節。夫妻可以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約定應當采用書面形式。周某玲、劉某文提舉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二人在80萬元款項交付之前存在上述財產約定;周某玲與劉某文在本案審理過程中均表示雙方存在上述財產約定,但是,其二人在本案中利益一致,不排除存在事后串通形成上述主張的可能。故,法院對于周某玲、劉某文該項主張不予采納。
周某玲主張2013年9月20日付給劉某文的80萬元及房屋尾款40余萬元均系其個人所借,由其個人負責償還,因此,取得涉案房屋其已經支付了相應對價。本案2014年《離婚協議書》、2015年《離婚協議書》均明確約定“婚后一切債務全部由劉某文承擔,周某玲與劉某不承擔任何債務和責任,劉某文所發生一切債務及問題與周某玲和劉某無任何關系”,離婚協議的約定與周某玲的主張相矛盾,且根據在案證據,亦難以認定周某玲向出借人借款時明確約定是周某玲個人債務。故,對于周某玲主張80萬元及購房尾款系其支付的房屋對價的意見,法院不予采納。
2015年《離婚協議書》約定涉案房屋歸周某玲和劉某所有,家庭其他財產亦歸周某玲和劉某所有,婚后一切債務全部由劉某文承擔,實質上將夫妻共同財產中歸劉某文的財產無償分割給周某玲,贈與給劉某所有,使周某玲取得的夫妻共同財產在價值上遠遠多于劉某文取得的夫妻共同財產,使劉某無償獲得了周某玲與劉某文的部分夫妻共同財產,客觀上減少了劉某文應取得的可供償債的財產價值,影響A公司對劉某文的債權的實現。故應認定劉某文“無償轉讓財產”,侵害了A公司債權的實現,A公司有權申請撤銷。
三、A公司是否在法定期限內行使撤銷權
撤銷權自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1年內行使。自債務人的行為發生之日起5年內沒有行使撤銷權的,該撤銷權消滅。周某玲與劉某文對于涉案房屋的分割,履行的是2015年《離婚協議書》,2015年《離婚協議書》簽訂時間和房屋過戶時間均是2015年12月11日,A公司于2020年11月18日向法院提起本案訴訟,未超過5年,且A公司稱是在本案訴訟中才知道2015年《離婚協議書》的具體內容,而周某玲、劉某文亦未提交證據證明A公司的起訴超過除斥期間,故A公司行使撤銷權未超出除斥期間。
四、關于受讓人是否存在惡意的問題
“債務人無償轉讓”情形下,不需“受讓人存在惡意”。故在“債務人無償轉讓”情形下,不應將受讓人存在主觀惡意作為債權人行使撤銷權的構成條件。周某玲、劉某是否明知劉某文無償轉讓財產損害債權人利益,不是本案審理范圍。
因此,對于A公司要求撤銷2015年《離婚協議書》中關于涉案房屋分割的約定的訴訟請求,法院予以支持。對于A公司要求確認涉案房屋歸劉某文單獨所有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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